李鉴洲名朝相，1899年1月19日生于祥云县下庄江场村人。幼年读私塾，好学勤思，有抱负，为追求真理，而毅然离家，曾在云南旧军队里任录事、军需等职。抗战时期，先后担任滇缅公路局总务科员、畹町公路管理站主任、祥云县龙润乡乡长、祥云弥渡五乡镇民间治安委员会副主任、医生。1948年，他顺应革命潮流，由追求正义，向往革命而正式投入革命行列。8月由滇西工委书记黄平同志介绍，并经省工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先后担任滇西人民自卫团（边纵八支队前身）军政委员会和地方行政委员会（滇西专署前身）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第八支队司令员、滇西人民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滇藏公路局副局长、昆明参事室参事等职。1966年9月在昆明病故。

1942年5月，因日寇入侵，畹町、腾龙相继失守，李鉴洲目睹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败政，日寇狂轰烂炸的暴行，人民流离无依的惨景，自思报国无门，义愤填胸。他决心回到祥云，回到生养他的龙润乡去，尽一个热血志士守土卫国的责任。

回到祥云后，李鉴洲说：“大丈夫生当此时，应有所作为。”因而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分别接触了祥云地区早年参加过革命的吴少默等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试图寻找党组织，并开始阅读《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术问题》、《新哲学大纲》等进步书刊，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对共产党、对革命的认识。同时积极投入爱国运动中，为乡民小学编写课本，宣传爱国抗日，如：“同胞们快醒觉，快快奋起救中国。擦好枪，装好药，杀！杀！杀！杀进东京城，先把天皇捉。不当亡国奴，讨还旧山河。”流传较广，对乡民的鼓动很大。他还在村内集训青壮年，准备抗日打游击。并常到南华、楚雄等县的山区，与各阶层人士广交朋友，宣传抗日。准备以南山区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

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以合法身份团结村民，李鉴洲决意出任龙润乡乡长。在担任龙润乡长期间，他积极奔走于祥云、弥渡五乡镇，说服该地名门富户，支持群众兴利除弊，组织祥云、弥渡五乡镇中河水利委员会，根治中河，变水患为水利，解除沿河村民祖辈常受水害之苦。在栽种季节，他在村里提倡集体栽秧，集体用水，使无水、无劳力的困难户也能按节令栽上秧。他注重教育，协助普兆三等动员各方面力量，据理力争，在下庄街创办了祥中分校。除聘请一批进步教师外，还亲自授课，传授爱国思想，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当时国民党反动军警，数万人员聚集下川坝，有些作恶官兵，身着军装、携带武器公开行劫，无论贫民富户，身家性命难保。李鉴洲以乡长身份，仗义执言为民撑腰，团结各界人士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作恶官兵、散兵游勇根据其罪恶，予以处置（凡在街天估买逼卖，作恶不大，则当众教育，警告不准再犯；作恶较大者鞭笞惩治，并暂时关押，通知所属单位据保领回；如果依官仗势，公然抢劫者以土匪论处，报县府处置；如果后台强硬，易留隐患者，则在押送途中处决，以中途逃跑被追击打死报县府验尸备案）。

如有一次，3个官兵持枪到大仓下村抢劫，开枪打死出面求情的农民朱士训。李鉴洲知情后，要保长朱体伸张正义除恶务尽。朱按李鉴洲意见，调集青年壮年，打死了3个作恶官兵，深埋之。并口头通知山区各保，如有类似发生，如法处置。李鉴洲敢作、敢为，大大震慑了作恶官兵，保护了人民，鼓舞了人民，使山区坝区得以安宁。为此李鉴洲深得民心。

李鉴洲针锋相对地跟作恶官兵作斗争，也深为当地驻军所忌恨，公开声称：小小乡长胆敢如此。杨言要围攻乡公所，捉拿李鉴洲。并将多次失踪的官兵人士，统统嫁祸于李的身上，控告到国民党军政部和驻楚雄的长官司令部。声称：不杀李鉴洲，难平官兵之愤。为了应付这紧急事态，李鉴洲一面通知在前所、云南驿等地任职的普之宝、王述绪等人，组织义勇人士，身着军装伪装“国军”，全副武装支援下庄，准备自卫。一方面由普兆三出面，写信给民政厅长杨文清，请杨公要求云南省主席龙云出面解决。后昆明行营以此系地方事务，军队不宜管，而调走了作恶官兵控告到长官司令部之文，并批交云南省府秉公处理，省府又批交祥云县秉公处理。一场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流血斗争，由于李鉴洲的周祥布置，利用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再加上声援下庄“国军”的虚实不祥，而不敢冒然行动，暗杀李鉴洲的阴谋遂告破产。

抗战胜利后，李鉴洲辞去乡长职务，开业行医。病人求医，不分贵贱，不论早晚，有求必应。无法就医者，就登门诊治，对贫苦农民，他免费救治。他医德好，又注意精心诊治，求医之人络绎不绝。

然而，抗战虽然胜利，可内战重开，国民党作恶官兵鱼肉人民有增无减。他们对李鉴洲恨之入骨，常谋杀机。使李鉴洲不能安心于医业。他为民所请，奔走于祥弥之间，促成祥弥五乡镇民间治安委员会成立。徐绍祖任主任，李鉴洲任副主任兼中队长。李鉴洲运用这一合法组织，公开跟国民党作恶官兵、流串惯匪作斗争，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次治安委员会智破交通警备队一个班在飞机场抢劫并杀死两个景东商人，在处理此案的会议上，交通警备队长李进禄提出要求报作土匪所杀，以免影响党国荣誉使他无法向上交待，众皆同意，惟李鉴洲提出：“交通警备队怎么能变成土匪，土匪又怎么变交通警备队，既是交通警备队抢人杀人，就只能了交通警备队抢人杀人，报作土匪不合。”话音一落，县长惊慌，众绅色变。驻军头目有怒难言。最后由这个班抬着新尸背着旧骨，送县府伏法。李鉴洲在敌对势力包围中大义凛然处理此案，震动很大，影响深远，但这个为敌人所恨、群众称颂叫好的民间治安委员会从此被迫撤销。

曲折的斗争事实，使李鉴洲进一步认识到，单靠个人的正义斗争是难以实现自己抱负的。要革命要真正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党的领导。但党在哪里，他希望在祥云早年参加过革命的吴少默等同志找到党，而无结果。1947年初，他跟下庄地区进步人士普之宝、普兆三、陈有栋多次商量，分析这个地区的情况，认为搞武装斗争的条件已具备，并派普之宝去昆明寻找共产党。几经周折，直到1948年初，在普之玉、张明等人的帮助下，才找到党组织。李鉴洲等同志恳切要求开展武装斗争愿望，引起云南省工委的重视，并派出王元昌和一批民青成员，来开展下庄一带的革命工作。

省工委为了进一步开展滇西片的工作，于1948年8月派滇西工委书记黄平同志到祥云下庄街。李鉴洲陪同黄平同志到山区坝区作了调查后，黄平很有信心地说，以祥云为中心组建滇西武装的条件好，鼓励李鉴洲等要积极筹建武装。9月，滇西工委派陈家震同志来祥云主持工作。

在开展统一战线和准备武装斗争方面，李鉴洲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深知要搞武装斗争，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必须解决这个县与那个县，坝区与坝区，山区与山区，坝区与山区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才能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他用自己长期同作恶官兵斗争赢得的声望，在祥云、弥渡、镇南、楚雄等地的进步人士、驻云南驿的中下层有正义感的官兵中，与之交往，推心置腹晓以形势，明以大义。通过工作，一大批有影响的上层进步人士，和一大批进步青年都团结起来。并促成了云南驿国民党二三临教院的官兵、医务人员带着武器、医药器械，航空站带着电台起义。在武装斗争期间，他们中有的出钱、出枪，有的弃商从军，有的捐献药物，有的以合法身份掩护我地下同志，有的以亲朋关系写信给国民党军队，救出我被捕同志。云南和平解放后，祥云、弥渡境内稳定，做好了统战工作是其原因之一。

在秘密组建地下武装时，骨干人员都由各农抗会选送，通过地下党负责人审定。由于保密，未打旗号，但家长们得悉是李鉴洲等领导的武装就很放心！嘱咐说：去吧，好好干，不要给祖宗脸上抹黑！由于李鉴洲长期坚持团结、依靠群众除暴安良，他在群众中有较深的影响，较巩固的基础，一提到是李主任（李鉴洲）说的，群众就给予信任，给予支持。

由于支队新建，装备差，战斗素质也差，李鉴洲深感责任重大。他很关心部队建设，时时关注战局的发展。凡是他参与部署的，他都深思熟虑慎重决策。敌人向我进攻时，他集中精力，分析敌情，采取应急措施，直到张天祥同志来后，扭转了战机，他紧绷着的脸才露出了笑容。

由于局势变化，和敌人有打有谈，李鉴洲代表八支队在同对方谈判时，坚持我党的原则，有理有节地进行斗争，挫败了保安团、万保邦、梁星楼及县长李德的收买、摸底等阴谋，为八支队赢得了信誉。

黄平同志说：“祥云武装发展这么快，这跟李鉴洲的作用分不开”。他的影响对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起了积极的作用。黄平同志1948年8月决定以祥云为中心组建滇西武装后，9月，李鉴洲组织秘密武装协助南山区打败到山区镇压群众的镇南县常备队政警队。10月召开祥云南区四乡镇免征委员会，以合法形式同国民党进行“三抗”斗争。11月在姚安县属的黄泥丫和龙润乡属的大仓两次截击，解放了新兵250名。12月在大仓组训40余人的武工队。1949年1月在金旦组建了150余人的游击队，4月组建起千余人的人民自卫团，并解放了弥渡，5月解放盐丰县城。

解放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李鉴洲长时间蒙屈，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其家属子女无辜受株连，他也未说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他常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狱中写《我的检讨》就是严于律己的总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鉴洲的冤屈得到平反昭雪。党和群众对他的丰功伟绩作了公正的评价。现在祥云人民和八支队干部、战士，都还深情地怀念着他。铭记着他对革命工作的贡献。